从国内的角度我们也需要一种新的战略，新的发展战略，新的开放战略，过去三十年的开放战略是什么呢?是引进来的战略，我们把国门开放，把资金引进来，产品卖出去，是这种开放的模式，现在已经受到很大的挑战
中国为什么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它对中国经济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和“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对这个战略是欢迎，还是质疑?中国企业面临转型，但做好“走出去”的准备了吗?2015年1月16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了开年首场“朗润·格政”论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研讨会。
林毅夫：“一带一路”需要加上“一洲”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本次研讨会上提出了“一带一路”加“一洲”的战略构想，他认为非洲将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重大发展机遇。“一带一路一洲”战略将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造血”机制，同时有利于中国自身。
以下为演讲实录：
“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心是基础设施建设。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加上非洲战略，促进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非洲。“一带一路一洲”战略将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造血”机制，同时有利于中国自身。落实“一带一路一洲”战略需要中国企业提高素质，同时需要政府集中力量，可考虑成立对外发展合作部。
2009年我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期间有过新马歇尔计划的倡议。当时发达国家陷入金融危机，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才能真正复苏。但是结构性改革会压低消费、扩大失业，在政治上面临很大阻力。对于此次危机，贬值、援助等传统方法都无济于事。因此我提出一个全球复兴计划，主要内容是对发达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这些基础设施投资不仅会促进所在国的经济增长，还会拉动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出口。
之所以提出这个计划，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还有改进空间，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非常差。发达国家的退休基金、中国及石油输出国的外汇储备大量购买政府债券，收益率很低，不如用于基础设施投资。
上述建议在提出以后，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2010年20国集团首尔峰会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列为共识的第一项，后来的峰会也多次强调。如今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率先推进，为全球做出了榜样。
“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国际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国有比较优势。在基础设施所需要的原材料上，中国有很多剩余产能。此外，“一带一路”战略还可以提高中国外汇储备的回报率，培育出口增长点，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
在“一带一路”战略基础上，还需要加上非洲战略，成为“一带一路一洲”。这是因为，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方面，中国还拥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即巨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国内工资上涨，中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以前类似的转移已有多次，这次的新特点在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庞大。按照第三次工业普查，中国制造业的就业人员是1.24亿人，相当于当年日本的12倍。世界上能够承接这么大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地方只有非洲。非洲有10亿人，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年轻人比例高，工资水平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在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到非洲方面，已有华坚集团等成功案例。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可以成为新的发展合作方式，这种方式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互补的。“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主，以产业转移为辅。在非洲，可以是产业转移为主，基础设施建设为辅。就像车子的两个轮子一样，他们可以成为对外发展合作的两个支撑点。
这种双轮驱动的发展合作方式对国际发展有很大意义。在二次大战以后，发达国家设立了很多多边、双边的发展机构，比如联合国开发总署、世界银行、美国援外总署等，但并没有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从二战以后到现在，在近200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当中，只有两个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行列。原因是发达国家已经走完了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和建设基础设施的阶段，对于发展中国家只能采取输血式的援助，附带很多条件。通过“一带一路一洲”战略，中国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增长瓶颈，引入“造血机制”，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发展起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描绘的“百花齐放春满园”愿景。
“一带一路一洲”战略面临不少挑战。一方面，企业没有做好走出去的准备。“走出去”战略在2001年才提出，国内外的政治、金融、法律环境都不一样，很多走出去的企业最终失败。这需要企业提高素质，也需要政府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中国对外合作政出多门，有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农业部等，还有进出口银行、中非基金等。他们都有对外援助资金，结果是力量非常分散，不能集中使用。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成立一个统一协调对外合作关系的对外发展合作部，来把资源组合起来，改变国际发展格局。
汤敏：“一带一路”战略呼唤“大国心态”
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汤敏在此次研讨会上认为，国际分工重组、全球性产能过剩、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重构都在呼唤中国有重大的新举措;同时，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也在呼唤新的开放战略。基础建设投资配以工业产业投资，中国将使“一带一路”国家真正受益。但是，中国企业也需要对即将面临的金融风险、保护主义风险、社会风险等挑战做好心理准备。
以下为演讲实录：
第一，为什么我们要“一带一路”?
第一，金融危机打破了“西方消费、东方制造”模式，国际分工重组。
整个世界经济，特别是经过了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整个的世界经济在重构。过去那种“西方消费、东方制造”这种国际分工的模式现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国家，美国、欧洲的消费能力会下降，它的储蓄在增加。它再靠借钱来消费难以为继了。同时，对咱们东方制造，我们大量出口、大量顺差的这种模式现在都进行了新的重组。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新的市场，需要有新的发展模式。
第二，全球性产能过剩加剧，需要新需求、新增长动力。
产能过剩，其实不仅是中国碰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全球碰到的问题。因为现在各行各业，包括最近出现的石油价格大量的下降，包括昨天的铜价一天就跌了7%，整个的大宗商品的过剩跟全球的生产过剩都非常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全球范围内需要新的需求，特别是需要新的增长动力。
第三，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重构，TPP\TTIP需要第三极来平衡。
我们前几天在美国跟很多的美国官员和企业家接触，他们说这是很好的、很高大上的规则，但是真正推行起来还是很困难，因为即使是发达国家，和那些和发达国家联系比较紧密的发展中国家也不是全能接受这么高的规则的。假设这两个都成立的话，那么一个把泛太平洋给包了，一个把大西洋给包了，这个世界就剩不了太多的了。我们需要第三极，中国应该积极的加入这些。这第三极恰好就是主要的部分都在咱们这“一带一路”之上。也就是说这个世界需要一个除了TPP泛太平洋，泛大西洋合作的之外还需要第三极，而且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
从国内的角度我们也需要一种新的战略，新的发展战略，新的开放战略，过去三十年的开放战略是什么呢?是引进来的战略，我们把国门开放，把资金引进来，产品卖出去，是这种开放的模式，现在已经受到很大的挑战。
一方面我们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因为劳动工资的不断上涨，基本最低工资，如果加上其它成本的话，几乎都要四千到五千美金一个人，这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亚洲已经是相当高的劳动力成本了。所以我们一大批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要转移，一种可能是转移到西部，但是西部的工资也不低，相当部分要不断的转移出去，需要一个承接。
更重要的是过去我们“引进来”这种开放模式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从去年开始已经成为了对外投资的净投资国，也就是外国直接投资进到中国来比咱们中国直接投资到外国去还少，而且这个速度一旦出现了之后，我们的对外投资是每年有20%、30%的增长，而引进来投资每年是百分之几的增长，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如果说2002年的时候我们几乎对外投资还几乎为零，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对外投资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从中国内生的经济来说，需要一种新的开放战略，一种新的开放模式，就是在“引进来”的同时要大规模地走出去，甚至我们走出去规模比引进来规模还更大，因为中国是一个储蓄率非常高的国家，我们的投资消耗不了这么多，一定得走出去。
基于这些，从国际宏观环境的需求和国内的经济需求，我们需要一个新战略，一个新的开放战略，这个开放战略，我们就可以用“一带一路”来概括起来。而这“一带一路”，大家不要把重点放在“一”字上，它叫“一路”，叫“一带”，实际上这是我们新的未来开放的一个大战略。
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就可以看，现在我们的“一带一路”，远远超出了过去想的那种“带”，那种“路”的概念。在这里包括国家有65个，人口是44亿，占全世界人口的63%，这实际上是全方位的、更大范围的开放。
而这65个路、带国家，整个的外贸、外资的流入，每年增长是13.9%和6.5%，比全世界平均增长都快很多，而且预计未来的10年，在这65个国家，我们称之为“一带一路”的国家里，整个出口将会占1/3，真正成为第三极，如果说其它的泛太平洋、泛大西洋是一极的话，我们这里出口达到1/3的话，理所当然的成为第三极，当然这里有很多重复的部分。
很有意思的是，在这65个国家里其中相当多的国家，35个以上的国家人均GDP才3000多美金，跟我们就会有一个发展的差。而这里人口就有将近30亿，这个数字是一个非常大的，可以创造非常大的市场。
从国内来说，“一带一路”把国内需要大力发展的，特别是在“一带”上，把我们的西部大量开发，在“一路”里，实际上包括着亚太的经济圈，包括跟欧洲经济圈相连，跟亚太经济圈相连，恰好这“一带一路”就把整个世界给包括起来。
如何做好“一带一路”?
一个是资源互补，市场共享，而且在这里面还有充足的资金，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一些国家是资金过剩，一些国家是资源过剩，一些国家是劳动力资源，一些国家是市场，他们之间的互补性非常强。
而且这“一带一路”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实际上长期以来多变的、区域的、双边的合作机制。我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了很长时间，我刚加入亚洲开发银行，在1990年的时候就推出了各种各样的亚太经济合作，包括湄公河三角区，包括中亚经济合作，这些在过去的20多年里都做了很多的铺垫，各国这种互通的概念，进行亚太经济合作的理念都已形成了，甚至很多的项目都已经设计出来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恰好是已经形成的亚太经济合作把它推到更高的层次上，而且事实上现在已经有50多个国家已经明确表态支持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
这一“带”里面包括新亚欧大陆桥，中伊土走廊，中新走廊，中蒙俄大走廊等等。基础设施优先，特别是在这一“带”的时候，首先要把路打通，要把通信打通，这些基础设施是首先要把它做好的。
这个基础设施实际上不仅是在这“一带一路”，其实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兴起一种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包括发达国家。前几天我们在美国坐的火车摇摇晃晃，在上面看书都觉得不方便，这些都需要重新来建设，再加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一“带”的发展中国家里，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是非常需要的。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每年的亚洲国家需要73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包括现在已经涉及的中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包括铁路公路的基础设施，还有油气管道，包括电力通道、通讯的这些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在“一带一路”，特别是在一带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这个是很重要的投资方向，而这个领域恰恰又是中国的强项。
中国的强项，不但在于我们有很强的土建或者说建设基础设施设计施工的能力，还包括我们有很强的资金能力，因为建设这些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钱，我们有很多的外汇储备，我们有一定的设计能力，我们可以带资参加这种基础设施建设，这应该说是各国非常欢迎的。而基础设施的投资，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根据世界银行我们长期工作的经验看，一般说来，它的投资回报都是相当稳健的，而且都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附加的、溢出的效果。所以投基础设施的风险相对比投其它的更小。
我们这个“一带一路”，跟一般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这种国际组织“把这个路修完了就走了”不一样，我们还有其它的工业产业同时走出去，跟它进行对接。有了基础设施，产业进去，就容易，能够发展，可以减少它的成本。反过来，有了产业进去，基础设施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才能还得起这个钱，才能有经济效益。而我们现在正处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要大量的外迁，要移到“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去，另外我们的其它的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一些，像核电、轨道交通、工程、机械、汽车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到国外投资的强项。
最后像过剩的产业也可以向这些国家进行转移，这些都是别人非常欢迎的。而且就跟我们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一样，我们极度需要其它的外国资金到中国来投资一样。除了这个之外，在“一带一路”里，我们还有强大的金融支持，现在几个机制都在设计中，而且都在推动中。例如刚刚宣布的基金的400亿美元，马上要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1000亿美元、金砖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等，包括现在的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不但钱有了，而且有很好的机制能够使这些资金相对比较安全有所使用。
“一带一路”风险何在?
“一带一路”是一个新时期的大战略，当然这里有存在着很多的风险，这些风险首先是大国关系问题，中美、中欧、中日，像这些跟“一带一路”都有一定的利益冲突，它们都是有很多的疑虑，这个怎么处理。对俄罗斯来说，(这“一带一路”)是它长期的合作范围，我们在推动中亚一路的时候，跟俄罗斯的关系(非常重要)。在“一带一路”里南亚国家是我们很重要的合作伙伴，在这里又是印度传统的势力范围，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这首先是国际政治、地缘政治的很大的挑战，而这些需要智慧，需要我们有很好的设计。
除了这个之外，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过大，特别是政治、社会、法律之间的差别过大。这都让我们的投资者，不管是政府的投资还是民间的投资，都充满着巨大的风险。这里还涉及到一个政局、民族、宗教的矛盾，又特别的复杂。所以在“一带一路”，特别是在一“带”里，我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做很好的研究和处理。
除了外部风险之外还有内部的风险，内部风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的国民有没有一种大国心态、大国风度，特别是要有一种大国能力。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推动，由我们来提出，过去都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IMF，他们提出一些东西我们参与，而这个我们是提出国，是发起国，在这里面，我们就需要一种大国的心态。
所谓大国心态就是我们要能够有吃亏的想法，我们要考虑别人的利益在里面，不能光考虑自己的利益。这里面咱们准备好了没有?咱们的舆论界、学术界、政府，包括老百姓，在这里面我们准备好了没有?特别是大国能力。这里要提出来，你要拿得出很好的规划，很好的计划，而这个规划和计划不能考虑自己一方的利益，要考虑别人的利益，让别人也能真正的跟着你走，这个能力要求非常高。
同时，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的准备还相当不足，企业在现在的环境里可能还能生存，那么走出到这样的恶劣环境里我们能不能生存?我们的企业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大规模走出去，快速走出去，这里有可能要交很多的学费，包括我们承受风险的能力，这种承受风险的能力不仅是企业本身的抗风险能力，而且整个风险分散的这种机制有没有，我们的金融体系能不能帮助企业把这个风险分散掉，这些都是不足的。
还有很多技术上的，例如保护主义的风险，例如产业本身的风险、汇率的风险、金融的风险，还有社会的风险，投资国对我们发展这些领域，对环境的要求，对法律的要求，对社会的要求等等。我们能不能真正达到一种共赢的局面，这些都是我们在推动“一带一路”的时候面对的巨大风险，巨大挑战。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还需要大量的学习。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出去，不得不推动的时候，这需要格外的谨慎，需要格外的努力，需要我们有一种全新的想法。
张蕴岭：和平崛起是“一带一路”的根本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蕴岭在本次研讨会上指出，中国追求的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共赢，而不是借此机会开启一个中国参与、甚至主导国际规则的新时代。同时，“一带一路”面临五大挑战：国际疑虑、国际争端、投资风险、心态上急于求成、如何落实“共建”。
以下为演讲实录：
“一带一路”2013年提出来，开始大家都不太明白。经过这段时间的研讨。我谈一下我个人的理解。 “一带一路”虽然只是一个习近平的倡议，但具有高度的战略意义。
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是时代要求，中国对于这个时代的最主流的要求就是持续发展，和平崛起，这是“一带一路”的根本目标。
在方法上，“一带一路”不是复制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而是立足于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多做产业转移、共建，少做资本支持，追求合作共赢。我们不是借“一带一路”开启一个中国参与，甚至主导国际规则的新时代，这个时代还早，我们的能力还非常不足。
“一带一路”这个倡议的战略意义在于它是基本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对国际格局都有战略性的影响。这个倡议由中国提出，但需要多国参与。2013年，中国不仅迎来新的执政团队，中国的GDP总量也已经稳居全球第二，必须向世界回答如何崛起，如何解决老大与老二交替的问题。中国提出不走传统大国的崛起之路，不争霸，要和平崛起，但人家不相信，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就是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再平衡。
留给我们的和平发展有两条路，一条是跟着美国走，全面开放，服从西方规则，但我们与西方的目标不完全一样，美国也会努力拖延我们的崛起，这未必是最理想的路。另一条就是创一条新路，和周边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但这种命运共同体绝不是古代中央王国模式的复活。
其实，“一带一路”与其说是我们主动出击的战略，不如说是我们经济与国家发展的时代要求所逼。过去30多年，我们充分利用了海洋，通过14个经济特区把海洋通道打通了。中国的加工制造业两头在外，创造了奇迹。但如今，沿海企业面临产业转移和升级问题，我们试图搞过西部大开发，让沿海企业到西部去，充分利用我们的东西部成本差异和市场纵深，但效果不好，西部成本上升太快，加上交通成本高，优势发挥不出来。靠周边小国的资源贸易，对方越发谨慎，市场收缩严重。
中国制造需要打开一个大的市场，需要一条大的通道，这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经济背景。但这个大通道一定不是单向的，而是习主席讲的五通，尤其是基础设施、法规和人员的三通。
陆路带来的疑虑还小，海路影响更大。西方崛起以后，曾经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海洋霸权，大国一定要霸占海洋。我们不称霸，但必须成为海洋大国。这就需要我们推动建设海洋新秩序，关键就是要推动航行自由，海上共同安全，推动沿海地区和海洋资源的共同利用和开发。
因此，“一带一路”是一套组合拳的组成部分，首要目标就是解决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大国崛起问题，这种崛起不是要刻意改革现有的国际体系，不是要改变西方的游戏规则，而是“修庙，建庙，不拆庙”，不抢存量做增量。
“一带一路”的战略倡议是要打开一些机会，但也必然面临挑战。
第一大挑战是国际疑虑。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有怀疑，东盟国家最担心，一担心就不愿意参与。
第二大挑战就是国际争端。你要建立海上新秩序，第一站就是南海，你能不能有效的掌控局势，使争端不升温，不扩大，避免战争。
第三大挑战是投资风险。中国投资很大，这些基础设施投进去，资金能不能收回来，这个要有战略性的理解，要算大账。对海外不同国家的政治规律和特点，我们要加强了解。
第四大挑战是我们自己急于求成，因为领导人提出来一年见成效而毕功于一役。我们至少要打算十年，也就是到2025年。按照国际预测，到2025年中国可能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那时候我们最大的坎儿已经跨过去。
第五大挑战是开放性，倡议是中国提出的，但要变成大家的行动，而不仅是中国的。要强调共建，强调对所有国家开放，更要落实到行动上。